——摘自杨虎辑撰的《北大新语》

○明清史专家孟森任教，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，面部沉闷，毫无表情，讲课也出奇的沉闷。他编有讲义，学生人手一编。每次上课，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，走上讲台。他讲课，从来不向台下看，照本宣读，与讲义一字不差。下课时，讲义合上，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，转身走去，依然不向台下看。

下一课，仍旧如此。

孟森心气和易，但不擅讲课，江苏口音较重，加之讲课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，学生缺席者很多，于是孟教授常常点名。但每次点名，只有少数学生在堂上轮流应到，孟点完名后说，“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，但点名却都到了”，然后继续讲课。

孟对考试要求十分严格，如到时间仍不交卷，则严厉批评。

他在课堂上从未谈过反对白话文，但用文言答卷的同学往往得高分，用白话答题的，得低分。

○陈介石深受学生尊重，他在哲学系讲“中国哲学史”、“诸子哲学”，还在历史系讲“中国通史”。他讲的是温州一带的土话，一般人听不懂，甚至连好多浙江籍学生也听不懂。因而上课时只好以笔代口，先把讲稿发给大家，登上讲台，一言不发，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，写得非常之快。下课铃一响，粉笔一扔，人就走了。而且，在下课铃响的时候，他会恰好写到最后一个段落。

他虽不讲话，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，课堂所写与讲稿亦各成一套。

○陈垣讲课时，先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，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待清楚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。有同学回忆陈先生，说“在他眼里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，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，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。不，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，专挑错误的……他的嘴相当厉害，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。”

他经常告诉学生：“著书要提笔三行不错才行。”

○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、读讲义，他总是站在讲台上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讲到激动时，他便走下讲台，挥动胳膊，言词密集，“唾沫横飞”，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：“听马先生上课，要撑把雨伞。”

○林损嗜酒，讲课喜欢标新立异。他长于记诵，许多古籍都能背诵，诗写得也很好。但他常借酒说怪话，胡适经常成为他的下酒菜。

他上课经常发牢骚，讲题外话。他讲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，说：“卫八处不够朋友，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，杜公当然不满意，所以诗中说‘明日隔山岳，世世两茫茫’，意思是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”

有一次 ，周作人问他：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？

他正儿八经地答：唐诗。

周教授又问：准备讲哪些人？

林教授答：陶渊明。

◎黄侃任教，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，黑缎子马褂，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，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。每次授课，讲到紧要精彩处，他会嘎然而止，对学生说，这里有个秘密，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，我还不能讲，你们要我讲，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。

黄侃与辜鸿铭、刘师培被称为老北大的“三怪杰”。黄侃讲课，颇多奇行怪举。

田炯锦在《北大六年琐记》中回忆：“有一天下午，我们正在上课时，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，人声鼎沸。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，寂静无人。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：黄先生讲课时，作比喻说：好像房子要塌了。方毕，拿起书包，向外奔跑，同学们莫明究竟，遂跟着向外跑。拥挤得不能出门，乃向各窗口冲去，致将许多玻璃挤碎。”

○伦哲如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目录学，他不仅连上下课有钟声都不清楚，每每需要有人提醒，而且连课程的内容、数量、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，学生偶尔问及，他照例回答：不知道！

○顾颉刚学问渊博，善写文章，乃“疑古学派”之大家。作为名教授，顾颉刚长于研究，却拙于教学。在北大上课时，顾颉刚总是身穿宽大长袍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微驼着背，显得不苟言笑。虽然旅居北京多年，他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，再加上有点口吃，所以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，意多而言语跟不上，一般学生不易听懂。因此，他便扬长避短，很少侃侃而谈，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，大部分时间都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疾书，通常写满三四黑板，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。钱穆曾说：“颉刚长于文，而拙于口语，下笔千言，汩汩不休，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。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。”

虽然顾教授不善讲课，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，很有见解，对学生很有启发。所以时间一久，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，觉得货真价实，别具一格。

○沈兼士和从清华来北大兼课的陈寅恪一样，讲课时，总是闭着眼睛讲，下课时才睁开眼，走出教室。

沈兼士的考试最让学生害怕，他教的是文字学，常考生僻字，对学生要求严格，所以学生往往有得零分的危险。

○刘半农讲古声律学，经常运用西方试验方法来分析问题，不易听懂，所以选课的人不多。最多的时候，有十几个人，最少的一次，只有张中行一人。

因此，刘教授考试出题便出得尽量简单，学生如果还不会，他便在一旁指点一二。结果，高分不多，太低的分数也不会有，大家皆大欢喜。

○钱玄同自己规定，在北大讲课，考试可以，但绝不判卷。到了考试时间，发下十卷后，便坐下来，干自己的事。到时间收卷，交到教务室，便忙其他事去了。为此，北大专门给他刻了一个木戳，上写“及格”二字，收到考卷，盖上木戳，照封面姓名登记入学分册，完事。

钱教授在燕大代课，仍用这个办法，考卷不看，交与学校。燕大把试卷退回，钱仍不看，再交上。学校说，如不判卷，扣发薪金。钱回信，附薪金一包，说：“薪金全数奉还，判卷恕不从命。”

○据张中行回忆，梁思成从30年代起，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，每次都放幻灯片，课讲得十分有趣，听讲的人也很多。有一年，讲完最后一讲，梁说：“课讲完了，为了应酬公事，还得考一考吧？诸位说说，怎么考好？”听课的有近20人，却无人答话。梁又说：“反正是应酬公事，怎么样都可以，说说吧。”还是无人答话。梁教授这时才恍然大悟说：“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，请选课的举手。”还是没人举手。梁教授大笑，说：“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，谢谢诸位捧场。”说完，向台下作一大揖，众人报以微笑而散。

○北大30年代开始开设“国民党党义”课，是全校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。此课颇受学生冷落，但教党义的王宣，却很有办法。据当年的学生回忆：党义课在备有二三百人座位的红楼大礼堂上，但听课人寥寥无几。经常去听讲的只有一个人，据说是先生的同乡，不好不去捧场。王宣很有涵养，只要有人在，不管多少，他就对着空空的大礼堂开讲；如果连一个学生也没有，他就坐在讲台上等下课钟声敲响后才走。他有一本点名册，照例上堂点名，一个学生可以代十个、二十个学生答“到”，凡有应“到”之声，即以“到”论，无应声者才算缺课。期末考试，学生蜂拥而至，坐满课堂，成绩按“到”多少增减分数，不过凡有答卷的最少也有60分。

○蔡元培提倡“军国民教育”，聘白雄远为军事训练课教员。白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，挂有少将军衔，身材魁梧，双目有神，身着军服，扎皮带，蹬皮靴，一身戎装，十分威武。然而“军事训练课”虽为必修课，但常常不被学生们重视。

白对付学生很有一套，愣是把这课上了下来。

他记性极好，二三百受训的学生，他几乎都认识。虽在课上煞有介事，立正，看齐，报数，一丝不苟，但课下，他很亲近学生，遇见学生，反称之为先生，表示非常之尊重，有时还会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，前途无量，自己学的这一行，简直不足道。因此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特别是考试时，他常是高抬贵手。

有一次，期末考试，他将试题出于黑板上，便有学生要他解释题意，他便根据答案要求，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，学生们边听边答卷，还不时地说：先生，慢些说。就这样，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。

○梁实秋上课，黑板上从不写一字，他说：“我不愿吃粉笔灰。”梁教授虽为留美归来的学者，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，脚蹬千层底布鞋，活似一老派学者。

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，很有感染力，据说有一次，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的一首诗，讲不多时，有一女生为情所动，泪下如雨。梁教授继续再讲，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。

○潘光旦在西南联大讲课时，每次走进教室，先从身上掏出一包香烟，抽出一支，问学生抽不抽，学生当然不抽，他便点燃那支烟，开始上课。由于他的课讲得好，经常是学生满堂。

○西南联大时期，陈岱孙是经济系主任，处事明快决断，不苟言笑。他讲授的是“经济概论”和“财政学”。他高大英俊，鼻梁稍歪，经常口衔烟斗，以致口唇下搭。陈教授上课，均在大教室，每课必早到五分钟，立在讲台上，上课铃一响，即把当日主题大书于黑板之上，开始讲授。因为听课同学太多，每每有人因上一趟课下课迟或教室远而迟到，陈教授必再约略重复一次，以免迟到学生无法做笔记。据学生回忆，把陈先生的话按次笔记，便是一本很好的讲义。

○秦瓒在西南联大讲授“高级财政学”和“中国财政史”，他不乐意上课时，一学期上不了几小时，如果认真起来，一学年不会少一分钟，而且上课一定先于同学而到。考试时，他必然坐在教室，手捧报纸，唯恐前面同学吃亏。

他的课，判卷最低分为89分，因而绝无一人抄袭。

○金岳霖的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，大一学生在中学没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，便都很有兴趣，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得很满。金教授上课要提问，学生太多，又没有点名册，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：“今天，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。”于是，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。学生回答问题时，金教授很注意地听，完了，便说：“Yes！请坐！”

金先生曾开设一门选修课：符号逻辑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去听他的课，就如去听天书，因而每次上课，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。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是例外，只有他，能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。金教授便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，问：“王浩，你以为如何?”于是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。

金岳霖授课时，常把学生也看作是学者，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。他讲课常常是“不带书本，不带讲稿，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，这支粉笔并不使用，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。”

○汤用彤上课，提一布袋，着布鞋、布大褂，数十年如一日。他上课，从不带讲稿，绝少板书，也不看学生，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，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地讲下去，没有任何重复，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。

讲到哲学家的著作、术语和命题时，他经常是用英语。就这么一直讲到响铃下课，听讲者如稍一走神，听漏了一语半句，就休想再跟上，所以只能埋头赶记笔记，生怕漏记一字一句。因此，在课堂上，除了汤教授的讲课声外，都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。

在西南联大，汤用彤开有七门课：印度佛学概论、汉唐佛学概论、魏晋玄学、斯宾诺莎哲学、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、佛典选读、欧洲大陆理性主义。汪子嵩先后听过上述课程，感叹道：“一位教授能讲授中国、印度和欧洲这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的，大概只有汤先生一人。”冯契也回忆说：“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（中、印和西方）的课程，并且都是高质量，学识如此渊博，真令人敬佩……他讲课时视野宽广，从容不迫，资料翔实而又不烦琐，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，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，毫无痕迹；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，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，并得到了论证。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，尝到了思辨的乐趣。所以，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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